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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最美花开时
图片|来自网络
论文的撰写是很有点“一切刚刚好”的意味。我想着一定是要写自己感兴趣的事，但是却聚焦不到一项具体的。一首小诗偶然入眼，让人耳目一新，不由得赞叹诗作者细致入微的洞察力。
原来作者是一个才情了得的智者，越读他的故事，越为他的生命力所折服。有意思的是：三百多年前的他和我同一天生日。更有意思的是：他爱美食，我也爱美食；他爱文字，我也爱文字；他喜欢人居环境，我也喜欢。只不过他的每一项对我来说都是高山仰止。既然他这样的人都如此热爱生活，我有什么理由不热爱生活呢？
他的一生，丰富得令人称奇。顺着文章的脉络去看史书，心情有点百转千回，原来他这么真挚、原来他这般自由不羁、原来他赋予过无数人以脉脉温情。
他的一生，是物质与精神双丰富的一生。
短短只言片语，很难概括他的丰富性，就算是长篇大论的论文，也说明不了、挖掘不了作为一个人的多层次特质。我是十分喜欢这个历史人物的，喜欢他的种种特质，所以便写他。
像书中这样的人物，如果出现在现实生活中，该多么有趣呢？
他临终时说，“千秋万世，必有知我者”。
他是袁枚:清朝一代诗坛盟主、美食家、园林建设家、官场人物。
绪论
本文通过对诗人袁枚及其所著的诗学、艺术作品（指美食及园林）、生平、人生经历、生活态度和处世哲学等加以研究，揭示诗人对世事的敏锐洞察力与高度凝练张力，挖掘出诗人丰富而深刻的内心世界，从而进一步坐实其“性灵”的文学主张。“清代的袁枚是性灵理论的集大成者。他宣扬性情至上, 肯定情欲合理。在性与情上, 主张即“情”求“性”, 突出尊情;在言志与言情上, 认为“诗言志, 言诗之必本乎性情也。”在诗人当时代之下，“性灵说”与传统文化旗帜所宣扬的思想确实大相径庭，曾一度被视为“离经叛道”，但“性灵说”以人为本，讲究真性情、真感受、真实生活的率性、随性、自信的人生理念及生活态度，让与诗人同时代的人以及后世人的思想层面打开，并从中受到鼓舞并追寻各自的人生意义，因而这一影响是深远的；同时，诗人留下的园林建设成就以及美食文化著作，在现实生活层面更是人们的宝贵艺术财富。
袁枚秉性慧洁、豁达、一生追求自由，无论性情、为人处事，还是著作、雅好，都彰显出他真挚的情感。而在封建礼教仍较为森严的清朝，袁枚的真情真性真感依旧被某些卫道士视为异端，先生所秉承的“性灵说”虽在当时引起广泛的关注，但仍受到部分传统正统文学大家的质疑。袁枚所倡导的“性灵说”在当时具有着极大的进步意义，他提倡遵循个体的真实自我感受，反对禁锢思想，大胆肯定真情实感和发挥个体的主观特点，然而在这种个性解放的风潮之下，并非每个人都有着较高的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准，因此有的人便成为了“为解放而解放”个性，甚至成为了宣泄个人私欲的不良之风。袁枚不仅是“性灵说”的躬身践行者，更阐述了专门的诗歌艺术理论，它促使诗歌从传统的道德伦理转向了真实生活，诗歌为了真实人生所作、真实生活才是诗歌的真正沃土。在“性灵说”的风潮之下，不妨抛开传统文士和传统社会对袁枚与女性过从甚密的非议，而真真切切地看到由此风潮带来的社会效应，许多有天资的女性因此走上自我实现才华的道路，从而实现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
袁枚“性灵说”诗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几百年来不断地被后世加以鉴赏和研究。学者们说辞各一，从不同角度阐述诗人诗学的革新精神以及带来的空前影响。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硕士刘可欣通过对袁枚的园林之美、饮食之美、交游之美三大方面的叙述，从而提炼出诗人追求自由生活的美学主旨，并探究出其美学思想对当代人的启示。南京师范大学硕士陈思娴以诗人在随园的生活为研究层面，指出诗人“以文经商”、广结人脉,“在各式文化活动中树立起社会声誉,最后达到财名兼收、性灵思想也得以广泛传播的理想生活状态”辽宁大学硕士穆小凤从诗人所著的《随园诗话》及诗歌中集中阐明了其“性灵”学说。温州大学硕士李文艳在“性灵说”视野下，将诗人作为研究主体并指出，丰富创作主体的情韵、情操，将是构建主体自我与独我的核心所在。另外，从相似的角度而言，也有不同的学者做出了细分研究。以美学观点为支撑角度，四川师范大学博士唐君红从“贵人”、“重生”、“尚情”三个方面润色了“性灵说”。湖南大学硕士彭艾英以“性灵说”为中心，深刻地比较了袁宏道与袁枚性灵文学思想，并指出了两者情真语直与诗文贵曲的不同文学思想特征。本篇论文将结合其他学者所叙，通过对诗人袁枚及其所著的诗学、作品、生平、人生经历、生活态度和处世哲学等加以综合研究。
诗官商综合体
袁枚,字子才，号简斋，祖籍隶属杭州慈溪,本是书香世家，出生时家中已甚为清贫，祖父辈沦为幕僚。袁枚自小受到家中长辈的淳淳教导，喜爱读书识文，养成了好书的习惯。无奈家中实在太清贫，藏书并不多，于是便从他人处借书来读，因担心他人催促借还，于是借来的书每每快速读完并铭记于心，真谓刻苦异常。袁枚七岁时，被送去私塾读书，开始学习《大学》、《论语》等书，而且私底下又读了大量古诗、词赋和历史故事。十二岁时，袁枚与自己四十有余的老师一同考取了秀才，相较之下，袁枚算得上年少得意。
袁枚的聪慧如今看来，一方面是他天资确属优良。康熙五十五年，是中国传统的农历丙申年、即猴年，袁枚出生。从中国传统的属相学上来说，丙申年生人聪明活泼、精明能干、富于机智，“善于解决问题，自我表现欲强，平易近人”。 基于这一个人先天的属性素质，虽不可一概而论，可也是不偏不倚的有利依据。当然 ，一个人最后的修为应当还与他的早期家庭环境、求学经历和个人独立的认知和社会环境等因素息息相关。三月二十五日，袁枚出生的这一天在西方星象学上被归为白羊座，白羊座人乐观活泼、敢作敢当，用“战士”一词形容这个星座的人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在后来的仕途和归隐生活中，袁枚将白羊座的星座特点发挥到了淋漓尽致,开创和引领了另一个诗的时代。
另一方面，袁枚早期家庭环境为其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教育条件。到袁枚的父亲这一辈时，家中仍然富于书香气息。家族中的女性长辈对幼小的袁枚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我年甫5岁，祖母爱家珍，抱至老人怀，弱冠如闺人。” 家中穷、钱财少是一回事，而家庭氛围和睦、充满关爱之情又是另一回事。在浓郁的具有东方大家庭文化下成长起来的袁枚显然是不缺少关爱的。袁枚得到了充沛的爱，同时在家族文化下的熏陶下业淀定了稳定温和的性情、具备了较为完整的人格。与此同时，母亲也格外看重袁枚的早期教育，“‘其教枚也，自幼至长，从无笞督。有过必微词婉讽，如恐伤之。’” 其母章氏，性情温和、知书达理，在袁枚的成长过程中，她就对其予以了正确的规范，使其具有了正直端庄的品格。此外，还有一位女性长辈便是袁枚的姑母，其名不详，早年嫁与慈溪沈氏，性情娴静，喜读史书。回到娘家后的姑母，对侄子的思想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其时有孀姑，亦加鞠恩，授经为解义，嘘背分余温。”尤其是姑母对郭巨埋儿一事的独特见解，使袁枚颇为震撼。几乎与当时礼教社会赋予郭巨埋儿救母的美名背道而驰，姑母痛斥郭巨的伪善，姑母的看法为袁枚指导出了一条新意之路：凡事不违背良善之本意，在人云亦云的时候方能保持自己独有的见解，无形中为其将来所秉承的“性灵”奠定了夯实的基础。
当时的浙江督学李清植对袁枚倍加赏识和荐举。“十五岁，受李安溪先生(清植）知，补增；十九岁，受帅兰皋先生（念祖）知，食饩。” 无论时古代还是现今，才学皆为珍渠，往往也与加官进爵相关联。十五岁被增补为朝廷禀生、十九岁正式享用国家粮饷，袁枚可谓得意连连。十九岁时，袁枚从著名的万松书院以优等生学成所归，二十一岁时受祖母所托前去投靠于广西做幕僚的叔叔袁鸿，恰逢时任广西巡抚之金鉷，慕袁枚“神童”名声，遂有心一试，令其作《铜锣赋》。《铜锣赋》通篇华美瑰丽、旁征博引，令金鉷十分钦佩袁枚的才华，并立即将此赋列入《广西省志.艺文》首篇。 金鉷不止步于赏识，相留袁枚三月后又备银子一百二十两力荐其进京参加博学鸿词科。金鉷独独举荐了袁枚一人，可见对其的喜爱与重视。袁枚晚年因此感慨金鉷知遇之恩，“‘乾隆丙辰端午前一日也……次日引金公，蒙国士之知，非常矜，留住三个月，保荐博学，送一百二十金，遣人装，送至京。此六十年来，生平第一知己也。’”
共有一百七十六人参加的博学鸿词科，最年长的已经有八十多岁，最小者袁枚，时年二十一，出乎意料地竟落选。未及第，袁枚于京城谋得私塾教师一职，并研习八股文以备再次科举考试。次年袁枚中举入翰林院考试成为庶吉士。虽说大诗人才高八斗，但在求仕一事上诸多不顺，旁观看来似乎与他的性情不无关系，有些放任而不羁的个人特点似乎为以后的仕途之路埋下了伏笔。在入翰林院的考试中，袁枚的文章曾被诸位审批“语涉不庄”，而名臣尹继善喜爱袁枚才识，为其力争：“此人肯用心思，必年少有才者；尚未解应制体裁耳。此庶吉士之所以需教习也。倘进呈时，上有驳问，我当独奏。”后袁枚与尹继善交情之深厚，大概可以由此追溯。历来既有文人相轻之习，也有惺惺相惜的莫逆之交，尹继善对袁枚有知遇之恩，二人又常诗和唱附，均为风流倜傥之人物。
翰林院学习三年后，朝廷会对庶吉士做汉文与满文的考试，两者合格后方可留京做官。袁枚自小研习古史经略，汉文考试自然不在话下，然而满文考试却是“马失前蹄”得了个下等。名臣鄂尔泰主持考试，阅卷时考生试卷糊名，因此并不知考生名，他如实批袁枚满文为下等。“‘待启糊名，知是袁枚后惋惜之至，但已不可挽回。’”年少聪颖而及第名满京城，饱读诗书几十载最后被外派出京城做了地方县令，真是始料未及。根据袁枚后来在《随园诗话》中的记载，他满文不合格是因为实在不喜欢满文，真实是否全部如其所说而不得知，清人学者梁学诚曾非议袁枚，“‘斯乃人首畜鸣，人可戮而书可焚矣。’”且先不论梁学章非议是否妥当，却可见袁枚当时在翰林院三年一改先前润和之性格，变得恃才傲物。以不喜满文为理由，而常去京城风月之地流连以至于无心攻克满文这一难题，最终落得了一个地方七品官员的境地。
乾隆八年，即1743年，袁枚开始上任，历任溧水、江浦、沭阳、江宁、上元知县。在任期间，袁枚勤于政务，正直清廉，体恤百姓，政绩是很值得赞赏的。上任之初，袁枚对沭阳做此描述：“‘饥口三十万，饿毙者不计其数’”，沭阳的状况令袁枚尤为担忧，蝗灾、苛政与水患等任何一项政务都不轻松。开仓放粮、治蝗灾、重筑水利设施等一系列的措施令沭阳境况大为改观。清代孙星衍对袁枚的实干颇有记载：“‘其为政，终日坐堂皇，任吏民白事。有小讼狱，立判遣，无稽留者。’”事无巨细，无论大小民事从不拖沓稽留。“‘多设耳目、方略，集乡保，询盗贼及诸恶少姓名，出所簿记相质证，使不能隐，则榜其姓名，许三年不犯湔（洗刷之意）雪之，奸民皆敛迹。’”对作奸犯科之人并不主张以严酷的刑罚，而善于抓住其心理循循引导。另一方面，袁枚仍不忘发掘人才和培养人才，在如今的宿迁，仍存有袁枚亲手栽种的“袁枚藤”，作为历史上有名的贤良县令之一，宿迁人表达对其的感激与敬重之情，一直保护他栽种的藤条，三百多年过去后仍成为佳话。袁枚七十三岁曾曾故地重返，沭阳知名人士吕峄亭邀请其到沭阳作客，各界欢迎至极，竟有趋前三十公里者。袁枚深受感动，于《重到沭阳图记》中感慨“‘视民如家，官居而不能忘其地者，则其地之人，亦不能忘之也’”袁枚并非迂腐的读书人，他往往从书中汲取处事之智慧而活用到实处，就是奸杀案这样令人棘手之事也能效法古典故而准确无误地破案，而对于家常纠纷案亦能用其渊博的学识而化解。
自1743年至1749年七年间，袁枚任政政绩虽然一再被肯定，但是辗转间仍然没有升迁之迹象。现在看来，一是：其自身逐渐意识到官场并不适合他这样随性率直的人，清朝时代仍然是礼教廉耻的封建社会，过于有个性的人会受到来自社会各界的质疑与非议。袁枚虽是勤勉为政，不过在私人生活上崇尚无拘无束，不爱违心对上级阿谀，对见不惯者往往又直抒胸臆。二是：当时有质疑者，认为袁枚是以知县为耻，然而这个说法并不具有说服力，袁枚做官“尝言为守令者，当严束家奴吏役，使官民无壅隔，则百弊自除。”，可以称得上政通人和，这与他出身底层、能够发自本心体恤为民之辛劳大有关联，并不见以知县为耻。“尔今之昧宵昏而犯霜露者，不过台参耳，迎送耳，为大官作奴耳。彼数百万待治之民，犹齁齁熟睡而不知也。于是身往而心不随，且行且愠。而孰知西迎者，又东误矣；全具者，又缺供矣；怵人之先者，已落人之后矣。不踠膝奔窜，便瞪目受瞋。及至日昳始归，而环辕而号者，老弱万计，争来牵衣，忍不秉烛坐判使宁家耶？判毕入内，簿领山积，又敢不加朱墨围略一过吾目耶？甫脱衣息，而驿辕报某官至某所，则又蘧然觉，凿然行。一月中失膳饮节，违高堂定省者，旦旦然矣，而还暇课农巡乡如古循吏之云乎哉！”
以上可能只是最浅层的理由。以袁枚对经史文略的领悟与经世事透彻，他断然不会做只此考虑，若在雍正时期为官，或许他的结局又是另一番景象。雍正用人可谓不拘一格，有才能的不计出身皆可委以重任，而乾隆用人，重要官员多为官宦出身。冯运军认为，袁枚在天分上“失去了出将入相、建立功业的可能”。这个说法颇有说服力，既无父荫也不具备驰骋仕途的有利因素，可见诗人对自我有着高度的认知判断。1749年冬，袁枚辞官着手建设归隐园所-随园，三年后因经济拮据再次向吏部提出了复官申请，因此被派出陕西做县令，而这次仕途极为短暂，只一两月余。如此仓促，原因有其一：恰逢父亲病危，诗人需回去料理后事；其二：时逢黄廷贵为陕甘总督，乾隆武将、官宦世袭之家，黄袁二人互不所喜。“‘公之度可以得小人，不可以得君子，公之威可以治边防，不可以治中土也，公之察事，明于远而暗于近也。’”袁枚曾上书批评黄廷贵，直白犀利之词可见与二人关系之交恶。
“余买小仓山废园，旧为康熙间织造隋公之园，故仍其姓，易‘隋’为‘随’，取‘随之时义大矣哉’之意。”短暂仕途之后，袁枚从此专心经营随园。袁枚建园颇有心得，因见多识广又具极高的审美要求。他因地制宜地设计园景，拆掉围墙、重新布置园景，尽然有序而错落有致，整个园子具有浓厚的人文艺术氛围，这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落成叹曰：‘使吾官于此，则月一至焉；使吾居于此，则日日至焉。二者不可得兼，舍官而取园者也。’遂乞病，率弟香亭、甥湄君移书史居随园。”随园之大约有300亩，袁枚定居于此后不断扩建数年，园中共有苍山云舍、香雪海、双湖、绿晓阁、柳谷、柏亭、竹请客、澄碧泉、小眠斋、小栖霞、水世界、南楼、金石藏、随家仓、小仓山、小桃源等二十四景观，其自然景观清幽怡人，人文景观令人舒适自得。华侨大学华文学院作者沈玲曾在《从随园看袁枚的园林美学思想》一文中，引用清代词人、文学家蒋敦复曾对随园的一番描述，或可以端倪一二：“据后人称, ‘随园山水花木、亭台楼阁, 占尽金陵。所最难得者, 祠墓田庐, 与园合而为一;而随园实兼而有之。园之东西, 各有田地山池, 皆先生当日络续置办, 分十三户承领。厥后主人遇有吉凶喜庆等事, 即招十三户中供役。每日所需之蔬菜, 以及年终之鸡豕等类, 各户排日按年, 承值供给’”。
归隐田园，而又没有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隐士，这是袁枚和另一个隐士陶渊明的区别所在。陶渊明的归隐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而袁枚的归隐是：找了一个用三百银两买来的园子，把它打造成为理想中栖居地，然后再造势赚取财富。由此不得不叹服大诗人当时超前的商业意识，从一个寒门才子到官员，再到富有的商者，而显然诗人又不是一个只唯利是图的真正商人。于情于志于趣于财，不外乎于此。
真性情与“性灵”渊源
性灵最早由佛经与道经说开始，经由阮籍、嵇康等人自由审美说的嬗变，“性灵”一词由谢灵运提及。后见于南北朝时南朝文学评论家刘勰《文心雕龙》，这时候的性灵所指为天、地、人，是一种可见的实物。到了南朝后期，诗论家钟嵘在诗论中把“性灵”一词用在了诗的论述上。可以说，是钟嵘所用“性灵”一词使其提升到了艺术的范畴，后来者如唐宋时期、金元时期，文学作品中较多出现“性灵”一词，而此时“性灵”并没有上升为一种学说。明朝时期，资本主义萌芽开始，阶级斗争的日益加剧，也使得当时的主流文学流派程朱理学受到一定程度的质疑和反对，人们开始提倡李贽所创立的“童心说”。“童心”就是赤子之心、人之本心。“童心说”认为文学作品需要真实地表达内心的情感和欲望，去假留真。“童心说”在当时的礼教社会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可以说是与日益僵化的理学的对立。公安派以“童心说”为基础，提出了“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著名性灵口号。“性灵说明确肯定人在世俗生活中的情感和欲望，强调个性的发扬。他们的文学主张，是晚明个性解放思潮在文学领域的集中体现。”清代是中国古代诗歌最后一个光彩熠熠的时期，随着社会的变迁和时代的发展，诗歌流派逐渐增多，而在众多的流派中，性灵派仍是具有代表意义的。其中，以袁枚、赵翼、张问陶为首的“性灵派三大家”形成了庞大的性灵派队伍。
在“性灵派三大家”中，袁枚的诗歌尤为建树，他倡导的“性灵说”讲究真情、真性、真感、风趣、新奇、直白以及真我，这种真情实感并不同于儒家所倡导的“发乎情，止乎礼义”。“杨诚斋曰:‘从来天分低拙之人，好谈格调，而不解风趣。何也？格调是空架子，有腔口易描；风趣专为性灵，非天才不办。’余深爱其言。须知有性情，便有格律，格律不在性情外。”袁枚认为作诗是要靠天分的，仅仅靠格调写诗是写不出好诗的。这里所指的天分当然包括了天生聪颖的成分，其实也指出天性中要有对于事物的敏锐感知、对真情实感的抒发。“余作诗，雅不喜叠韵、和韵及用古人韵。以为诗写性情，惟吾所适。”这种对于真性情的彰显，往往在袁枚的诗中可以找寻。笔者认为，那种恰似于小孩似的天真烂漫、作为一个有理想有追求人的理想主义精神抑或具有浓郁美学意境等等无一不显现于诗中。学贯五经的大诗人，作诗不从晦涩难懂入手，而善于从生活中捕捉平常的片段加以直白的描写，反而具有了生活的真实趣味。
袁枚作诗可以说是无处不可以成诗，大至家国情怀、小至啼笑莞尔都信手成诗，作为清朝时期的独具一格的文学家，他具有多面情态，他主张肯定人欲，肯定男女之情，甚至直白男女欢爱。古人尚且说“食色性也”，倒不必因为好色者为大诗人便对其厉言疾色。但观史实，诗人显然不止是多情，后愈见盛情，更不外乎滥情了。然而诗人倘若只是一个寻花问柳之辈，定然也不会在诗歌成就上有颇多赞誉，在袁枚的诗中表达的远远不止于男女之情。父母之情、兄妹之情、友人之情、知己之情、师生之情、夫妻之情、百姓之情等一切天地之情皆可端睨。袁枚之于女人，于情于理应是出于关爱之情，这与他从小生活在女人堆中大有关系，他是家中唯一的男孩子，与祖母、母亲、姑姑、姐妹之间感情融洽，自然形成了其独特的女性观。“呜呼！汝生于浙，而葬于斯，离吾乡七百里矣；当时虽觭梦幻想，宁知此为归骨所耶？汝以一念之贞，遇人仳离，致孤危托落，虽命之所存，天实为之；然而累汝至此者，未尝非予之过也。”在袁机不幸去世后，诗人悲痛至极，甚至归结为自己的过错，更是对虐待妹妹的男人痛恨无比。袁枚对女性所持尊重的态度在封建时代是少有的，他反感女人裹足，更作文《缠足谈》，“袁枚曾在《牍外余言》中，不是假借美女之口，而是直抒己见：‘女子足小有何佳处？而举世趋之若狂。吾以为戕贼儿女之手足以取妍媚，犹火化父母之骸以求福利。悲乎。’”将给女儿裹足，视作是杀害自己父母，袁枚对女性裹足的激烈批判，可见一斑。他娶了众多妾，对发妻王氏仍持有尊敬之情，王氏一生无生养儿女，晚年诗人仍拉着她一起赏雪玩乐；他娶来众多小妾，不忘得意地述说一大家人彼此其乐融融的画面。
大诗人纵情声色是有的，然而是否真如道学家们所批判的淫邪无度就未可当真了。“金纤纤女子诗才既佳，而神解尤超。或问曰；‘当今诗人，推两大家，袁、蒋并称，何以袁诗远至海外，近至闺门，俱喜读之，而能读蒋诗者寥寥?’纤纤曰：‘乐有八音，金、石、丝、竹、匏、土、革、木，皆正声也。然人多爱听金，石、丝、竹，而不甚喜听匏、土、革、木。于试操此意，以读两家之诗，则任、沈之是非，即邢、魏之优劣矣。’人以为知言。纤纤又语其郎君竹士云：‘圣人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余读袁公诗，取《左传》三字以蔽之曰：‘必以情。’古人云：情长寿亦长。其信然耶?”
袁枚借用女弟子之言，说出了自我的心声：必以情。封建社会以“男女授受不亲”为信旨教条，压抑人欲以至正常而不得抒发，袁枚开授诗作班教授女弟子更是受到谩骂，一时诽谤者颇众，笔者认为不外乎大诗人在当时确是叛经离道，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大诗人胸怀之宽广，教女弟子作诗并非强人所难，而是备受富有才华的女性推崇之至。诗人的眼光放置今天看来，的确是超前的，也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社会，为男女平等的思想意识做出了贡献。
面对赞誉，诗人淡然处之；直面质疑，又坦然对之，夹以诗和之。诗人当世人独见大诗人男女之盛情，却不见大诗人对普生众情，抛开或不抛开其风流韵事而言，他仍称得上是忠义兼勇之人。忠于自己、忠于情感；勇于做自己，勇于展现自己的情感，是肆意洒脱之典范。
诗人与经学家程晋芳交好四十余年，在程去世后，销毁其借与程的五千多银两票据，仍资助程的家眷料理后事，可谓仗义疏财。诗人与尹继善之情谊更是传为美谈，想来二人是相类所致，极其投缘。尹继善爱斗诗又才思敏捷，一般文学才子和官员难以与之斡旋，就连诗人袁枚也犹未可及；袁枚爱好美食，尹继善精于饮食，更是《随园食单》得力参谋。尹继善去世后，袁枚怀念至极，“余在尹文端公苏州公馆吃过一次，其香隔户便至，甘鲜异常，此后不能再遇此尤物矣。”诗人至情至性，与之相交相类者便可肝胆相照，不若便如陌路，与黄廷贵交恶，耿直不弯；不喜乾隆、婉拒乾隆前来随园便对诗尹继善。随园建成时，拆围墙迎百客，诗人在随园小仓山房“所好轩”的私人藏书高达四十万册，晚年时他将部分藏书捐赠给四库馆，用以《四库全书》的编撰，又将部分赠送亲朋和真正爱书之人，并写以《散书记》。诗人堪称风雅之士，行事磊落，晚年尤又洒脱之志，其母逝去后于六十余高龄游历山水。大凡旁人是年轻力壮时游山玩水，而诗人此举颇有倒行逆施之味，且其体力之充沛可称奇，乃随性至情之人。
“性灵说”内涵及其美学
究其辞，何谓袁枚所说“性灵说”？“性灵说”其实并没有明确至界定，它是一种文学主张，也是对历代性灵派诗歌理论的继承和发展。袁枚的“诗歌创作和诗学理论基本同步”，正所谓“意所欲到笔注之”、“归诸自然出淋漓”。“性灵说”内涵多见于诗人之著作，如《小仓山房诗文集》、《随园诗话》等等；当然在诗人日常的生活中也诸多体现其内涵，如诗人之为人处世、诗人之诗意栖居、诗人之烟火生活。
袁枚于清代是一个异士，或洒脱肆意，或世俗精明，或义薄云天，或刚直不阿，无论他以何种面目示人，都留给世人一个独一无二的袁枚。诗人一生所著颇丰，诗歌理论集中于《随园诗话》、《随园诗话补遗》，诗歌编撰为《小仓山房诗文集》，另集合神鬼悬疑故事为《子不语》、《续子不语》，以及专门撰写饮食的《随园食单》。《随园食单》历来被称为饮食文化开山之作，一度被海外琉球、高丽人士争先购买，这与爱好美食的苏东坡学士相比更无不及而过之。《随园食单》可以说是中国古代饮食文化的集成之作，诗人收录了自己平常在随园的饮食做法，也收集了民间饮食做法之精粹，全书包括特牲口单、杂牲单、羽族单、须知单、戒单、海鲜单、江鲜单、水族有鳞单、水族无鳞单、杂素菜单、小菜单、点心单、饭粥单、杂酒单等，囊括范围之广，颇为经典。如书中豆腐一物的做法便有九种，其中“蒋侍郎豆腐”的做法犹有趣味，也是被现代人搬上桌的一道美食。“豆腐两面去皮，每块切成十六片，晾干。用猪油熬，青烟起才下豆腐，略撒盐花一撮，翻身后，用好甜酒一茶杯，大虾米一百二十个；先将虾米滚泡一个时辰，秋油一小杯，再滚一回，加糖一撮，再滚一回，用细葱半寸许长，一百二十段，缓缓起锅。”又如写鹿尾，“尹文端公品味，以鹿尾为第一。然南方人不能常得。从北京来者，又苦不鲜新。余尝得极大者，用菜叶包而蒸之，味果不同。其最佳处，在尾上一道浆耳。”诗人当真会吃，能吃，也吃得美。“一物有一物之味，不可混而同之。”讲究食材本来的味道，对食材有着较高的要求。“味太浓重者，只宜独用，不可搭配。”、“熟物之法，最重火候。”等等，从这些讲究处，可以看出诗人对生活日常的细致与用心。在封建社会，文人一支笔多写人生志向多写建立功业之事，像袁枚这般以熠熠才华而写生活中不起眼不被重视之事物者，少之。《随园诗话》是一部专门诗话理论著作，其选定的诗作具有界定标准，涉及作者也颇多，更多有才情女诗人之作。整书从天资到后天研习、写景咏物抒情、用典咏史、立意谋篇、修辞手法及艺术表现，再到修改编选，都作了详尽的表述，是一部全面的诗学理论力作。“诗者，人之性情也。近取诸身而足矣。其言动心，其色夺目，其味适口，其音悦耳：便是佳诗。”袁枚强调，诗歌即诗人的性情而来，自己本身便可做诸多取材和引申了，这与其秉承的“真性情”同一无二。《小仓山房诗文集》收集了诗人的大部分古体诗，可以说古体诗正代表了诗人天生的创作特色。相较之下，他的近体诗更简易浅白，倒像是沿袭白居易诗体“平易晓畅”的风格。诚然，一个博学多闻的诗人越是用语浅白越是将逐步走向简单，从深奥中潜入、再从深奥中浅出，这是作为一代大家的风格典范。
袁枚的古体诗是其旺盛生命力的创造显现，具有激情澎湃、纵横肆意的美学气息。
《山行杂咏》，“十里崎岖半里平，一峰才送一峰迎。青山似茧将人裹，不信前头有路行”《苔》（二），“各有心情在，随渠爱暖凉。青苔问红叶，何物是斜阳。”在袁枚的山水诗中沿用了一贯简易的语言，亦不难发现，诗的主题意识很强，拟人化、个性化、灵性化，“青山”变得多情起来、“青苔”也具有了顽强倔强的生命气息。
“莫唱当年长恨歌，人间亦自有银河。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马嵬》）
咏史诗方面，袁枚往往能将其赋予新的意义，不在前人的观点上做重复与堆砌，而另辟蹊径，便取得了新意。新意之下，在艺术上又起到了情感深沉、绵长不绝的氛围。
又如《谒岳王墓》，“江山也要伟人扶，神化丹青即画图。赖有岳于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此诗的意图，与其他诗人有所不同，它将西湖美景与诗人的沉思熔合一起，感叹美景的同时，也指明千古伟人对景色的加持作用。
《随园食单》最早并非作为一本专门的美术著作而问世，里面杂糅了诗人的日常生活饮食、当地的名吃、八方收集的美食方略。“余雅慕此旨，每食于某氏而饱，必使家厨往彼灶觚，执弟子之礼”，后《随园食单》随诗人所在在随园名声大噪，上自朝廷，下至市井，甚至海外如琉球都求书若渴。在《随园食单》中不难看出诗人对美食的要求很高：讲究食材的特性，“物性不良，虽易牙烹之，亦无味也”，意思是说，如果食材不好不新鲜，就算让名厨来烹饪，也是没有好味道的；强调调料的丰富，“厨者之作料，如妇人之衣服首饰也”、“善烹调者，酱用伏酱，先尝甘否；油用香油，须审生熟；酒用酒酿，应去糟粕；醋用米醋，须求清冽。且酱有清浓之分，油有荤素之别，酒有酸甜之异，醋有陈新之殊，不可丝毫错识。其它葱、椒、姜、桂、糖、盐、虽用之不多，而俱宜选择上品”；须知单共二十条，分别对食材、调料、如何洗刷、搭配、色味、器具、时节、火候等做了详尽的描述。其中火候，是袁枚认为的非常重要的一环，“熟物之法，最重火候”。
食单通篇分类为：特牲单、杂牲单、羽族单、海鲜单、江鲜单、水族有鳞单、水族无鳞单、杂素菜单、小菜单、点心单、饭粥单、茶酒单等，共有三百二十六种饮食，足可见罗列之全面。值得肯定的是，书中戒单讲述了诗人认为之禁忌事，其中，禁止浪费、禁纵酒等皆为称赞之举。
诗人爱好美食乃性情所至，如同其“好色”一般。色为百态，放在饮食上既有色味入腑脏的说法，即青色养肝、红色补心、黄色益脾胃、白色润肺、黑色补肾。人体中的五脏与大自然中的五色有者密切的联系，不同颜色的食物性味归经，便具有着不同的保健作用。在饮食上，袁枚不仅仅是考究，显然也是在持有养生的态度。他喜茶，“欲治好茶，先藏好水。水中求冷、惠泉。人家中何能置驿而办？然天然水、雪力水能藏之。水新则味辣，陈则甘。尝尽天下之茶，以武夷山顶所生，冲开白色者为第一。”诗人爱茶之甚，故能悉数如家珍，“余性不近酒，故律酒过严，转能深知酒味。”于酒，虽不近却能深知酒味，对酒的品鉴，袁枚自有一番心得，他认为年份越高的酒就像年高又有学问者，越陈越珍贵，而且越是珍贵的酒便越要喝开坛酒。
中国园林是中华几千年文化孕育出来的艺术形态，它是高雅的、富于意境的存在。中国园林的诞生，不在某一个时期或者朝代，而是经过了漫长岁月的日积月累，富含悠久的历史文化。谈及随园，便需上溯其文化渊源，随园之前曾为江宁制造隋赫德居所，名为“隋园”，上文提及袁枚后改之。在隋赫德居住之前更是江南大族曹家居所，因此此处更被质疑为《红楼梦》之大观园原型。是否是大观园原型已不得知，而随园所处今南京清凉山脉系，东晋谢安也曾于此隐居，“袁枚曾写道：‘考志书知园基即谢公墩，李白悦谢家青山欲终焉而不果。’”
作为世界三大园林之一，中国园林尤其注重意境的浮现，山水意境、诗画意境、人文意境等等无不是中国园林的体现。中国古典园林往往师法自然，人在园中或游或行，所见楼阁、亭台、山水、花鸟鱼虫、一草一木无不具有大自然的神韵。“康熙时，织造隋公当山之北巅，构堂皇，缭垣牖，树之萩千章，桂千畦，都人游者，翕然盛一时，号曰隋园。”园林看似随意自然，然而落于“建造”二字上自然须考究几番，随园是典型的江南水乡园林，水元素为必不可缺少的，“随其高，为置江楼”，地势高处可观览江景，诗人因此于高处建造高楼；“随其下，为置溪亭”，溪水流经低处，便可于上游建造亭台，以便赏溪水之美；“随其涧，为之桥”，难行的水流险处，便架桥于上；“随其湍流，为之舟”,水流湍急、水面宽阔之处当然就备好船游玩了。自然而然，因地制宜，袁枚造园颇有其随意之法，“随园”得名符实。
“性灵说”影响
如何看待一个人的所作所为，大抵可以先看看这个人如何看待自己。袁枚临终之言“千秋万世，必有知我者”，道出诗人旷古的胸怀，他至情至性地活出了自我，并不多么在意他人如何看待自己。在诗人的著作如《随园诗话》、《小仓山房诗文集》以及《随园食单》中，不难看出诗人平常之为人处世之道：有感便发、有情即表、有理便陈、有书便读、有财皆收、有食快意哉，便是诗人提倡的“真性情”。又诚如诗人自己所言，“‘袁子好味，好色，好葺屋，好游，好友，好花竹泉石，好珪璋彝尊，名人字画，又好书。’”他历来反对传统道学中的“伪善”一面，这番言论倒与诗人性情十分相符合，如此看来诗人是忠于评价自己的，未见大偏离、也未见夸脱之辞。
纵观诗人一生，能够在三百多年前的清朝以诗学独步，以“隐居”之名义而入世；纵情纵行之下尚能拥簇者无数；于官于诗于商三者合之，聚财有方。如果没有足够的智慧，也没有对人性与世事的洞察之透彻，如何能冠以“老狐”之名！
“‘倡魔道妖言，以溃诗教之防。’”清人朱庭珍历来反对以诗人袁枚为首的“性灵三大家”，更对袁枚以文笔抨击，此番言语不免同于章学诚一类，看法之全盘否定，让人不敢苟同。
清人文学家蒋湘南看待袁枚，较为中肯。关于大诗人的才气是无可非议的，其“‘胸次超旷，故多破空之论；性海洋溢，故有绝世之情。’”然而，诗人之诗确实存在不足，艳词既多便是诟病。“‘所惜根柢浅薄，不求甚解处多。所读经史，但以供诗文之料，而不肯求通，是为所短。若删其浮艳纤俗之作，全集仅存十分之四，则袁之真本领自出。’”“‘寿长名高，天下已多忌之；晚年又放诞无检，本有招谤之理。’”
三百多年后的今天，一首清奇的小诗出现在人们的眼前，既清新无比又哲理无穷。此诗令读者感同身受，它就是《苔》二：“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同样的，在三百多年前的清朝乾隆时代，诗人袁枚也如苔一般用力地活过。“就其文学史影响而言，从清中叶以至民初的近两百年间，推崇、讽诵、效仿袁文者难以计数，单是《小仓山房外集》的笺释、校注就有石韫玉、黎光地、魏大缙、王广业、魏茂林、周绂堂等多家，可见其文学影响力之巨大、深远。”
诗人在文学上的影响力不仅见于自身的渊博，还体现在他打破常规，力辟诗歌授课之道，更是培养了一批才华熠熠的女弟子。中国古代的文化，有不传女弟子的习俗，孔子三千门客无一为女。在明代，童心说创始人李贽破习俗招收过女弟子，但有囿于时事，其影响远不如袁枚收女弟子一事。袁枚女弟子众多，较为出名的有席佩兰、严蕊珠、金逸等，“以诗受业随园者，方外淄流，青衣红粉，无所不备。”，在《随园诗话补遗》中，诗人收录了部分女弟子的诗作，更著有《随园女弟子诗选》。
从最早的母系氏族社会到封建社会的“女子无才便是德”，女性经历过的社会变迁以及悲欢离合，可以称之为壮丽的史诗。袁枚自小在女性的护佑下长大，因而对女性有着深厚的同理心，鼓励她们敢于表达，敢于有所追求，并实现自我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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